刘凯/文 近年来，ESG，即“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成为业界、政策部门以及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距2004年联合国首次提出ESG这一概念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是主张在企业经营、金融投资中要考虑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等非财务方面的绩效，进而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本身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ESG方面的实践工作如信息披露、评级、信贷、投融资、合规管理、政府政策制定与引导、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基于相关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有不少。但总的来说，相关实践工作和学术研究多是从微观层面入手，缺乏宏观层面的把握，也缺乏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无论是中国特色ESG标准与规范的建立还是中国ESG话语权的构建，都面临着缺乏理论抓手的问题。ESG不仅仅是一个适用于微观企业管理或微观投资的理念，其与宏观层面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平正义密切相关。ESG这个概念虽然最初是国际上提出来的，但中国企业和政府实际上很早就在践行ESG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成绩斐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以及近些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奇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要讲好中国ESG故事、提升中国ESG话语权并促进中国企业与经济社会更好发展，构建中国特色ESG理论势在必行。
一、ESG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度契合
中国特色ESG理论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ESG理论要充分认识到ESG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ESG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抗”。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经常会过度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且通常也只是短期利益）；对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如污染环境）不会考虑“成本内化”问题，而是更多地将成本转嫁给社会；对员工福利和尊严、人权、公正等问题缺乏考量，具有压榨劳工倾向；公司治理不完善，道德风险问题、欺诈作假、损害消费者甚至股东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更多的是以“资”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进而难以解决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也难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对人类生存环境、整体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破坏，一方面损坏了资本自身的长期利益，甚至不利于资本自身的长期积累和利益获取；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全社会的反感、反思与反抗，ESG理念的诞生正是这种“反抗”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更彻底的“反抗”。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规模存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国有金融系统发挥重要作用、对共同富裕的更多强调及相关制度设计，等等）的存在，其根本宗旨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就是为了充分尊重企业员工和每个人的尊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为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容易异化的“资本”为本。因此，ESG理念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进步人士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语言。如果ESG理念能在全球尤其是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得以真正落实，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大幅减弱。
其次，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在ESG各个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并对民营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
企业是践行ESG理念的主体，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国企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存在明显市场失灵（如存在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需要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等）、需要长期大额投资且存在明显路径确定性的行业，通常的政府干预加上私营企业无法有效解决相关问题。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大型央国企在环境与生态保护、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强调“成本内化”，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它们作为耐心资本锚定国家战略、坚持长期主义，并努力最大化“社会贡献”而不是企业利润。在保障员工福利和发展机会、履行社会责任、合规经营、完善公司治理等其他方面，不少央国企也是积极作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外溢效应。
再则，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与ESG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然要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与福祉，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在环境维度，企业通过投资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不仅有助于减少自身运营对环境的影响，还能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抓住低碳经济的先机。在社会维度，企业通过强化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提升员工和社区居民的福利，也拓宽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空间，进而有利于企业长远利润和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的优化，则确保了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并能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因此，积极践行ESG理念，是中国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外在要求，更是企业内生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它促使企业从单一利润导向转变为综合价值创造者，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ESG理念在全球的推行，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一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国内的逻辑与其在国际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与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推行“自由与竞争”而在国际上追求“垄断与霸权”的内外逻辑不一致性截然相反。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面向世界市场和全人类福利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逻辑的必然。而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推行，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这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各国应如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一般，共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全球性挑战，追求共赢共享的发展模式。ESG框架下的环境标准推动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社会指标关注公平与包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繁荣的价值观相契合；良好的公司治理则是国际合作与信任的基石，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支撑。因此，ESG理念的普及实践，不仅能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构想的具体落实，体现了国际社会正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和谐的方向迈进。
二、中国特色ESG理论需要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
既然ESG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度契合，那么构建中国特色ESG理论则既有必要性，也有高度的可行性。中国特色ESG理论应该在吸收、借鉴国际社会关于ESG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与范畴，形成一套新的基础理论，并基于新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ESG指标体系、ESG评估和评级体系、ESG政策体系，等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特色ESG理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ESG理念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层面需要保持逻辑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ESG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仅仅适用于微观企业管理或微观投资的理念，它与宏观层面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微观层面企业的ESG表现，应该与企业所在行业的整体表现以及整个经济体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宏观表现具有逻辑一致性。举个例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绿色发展、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一宏观层面的成就从微观层面来看是由大量中国新能源、新基建企业来共同完成的，因此如果在某个指标体系下中国相关企业的ESG评分近年来都很低（尤其是在环境E方面的评分很低），那么这样一个指标体系及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有问题，不符合逻辑一致性原则。再比如，美国居民的健康表现以及预期寿命在发达经济体中都处于很低水平，如果某个ESG理论试图证明美国大多数医疗企业的ESG表现（尤其是其社会贡献）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更佳，那么这样一套理论也是不符合逻辑一致性的错误理论。
第二，需要科学阐释中国企业ESG实践与中国已经取得的可持续发展成就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成就，与中国企业ESG实践（尤其是国有企业的ESG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ESG是否表现更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如何传导、转化为中国经济社会宏观层面的成绩？中国特色ESG理论需要基于全球比较视野，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科学阐释这些问题。众多中国企业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ESG理念，积极参与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项目，显著降低了碳足迹，促进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直接贡献。很多中国企业关注员工福利、保障供应链劳工权益、支持社区发展，这些举措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维度。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也不断改善，加强风险管理与透明度，确保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快速扩张、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贫困地区通过产业扶持实现脱贫致富，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大量中国企业将ESG原则内化于日常运营和长期战略中。同时，良好的ESG实践也成为中国企业吸引外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企业层面的微观实践，汇聚成洪流，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向更加绿色低碳、包容性增长的模式转型。
第三，需要从理论上阐释中国特色ESG与“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助力“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成功建立。
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股市持续低迷，企业价值尤其是国企价值处于被低估甚至严重低估的状态。“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构建，旨在对传统估值方法进行创新与补充，进而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国企业特别是央国企的综合价值。理论上，中国特色ESG与“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联系与实践互动。由于市场资金天然的逐利性和短视性，资本市场更多反映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由利润流决定）和相对短期的价值；而ESG理念在财务指标之外更多强调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企业市场价值如果时时刻刻都与其社会价值相等，那就意味着“成本内化”和“社会贡献”都体现在企业股价中（price in），那样ESG与“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在理论上的“苦恼”就都少了很多。然而现实情况是，企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经常不相等，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背离以及如何统一是中国特色ESG理论所需要解释和解决的重要难题。一方面，企业在ESG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减少其利润和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更高的ESG绩效也意味着更低的运营风险、更强的社区支持和更高的品牌价值，这些都是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ESG绩效纳入企业价值评估框架，可能会帮助更有效识别和衡量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全面的投资决策依据。实际上，更高ESG绩效、更大社会贡献的企业（比如很多央国企）是否一定要上市或者追求高市值这一问题本身也是值得商榷和深入研究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是否一定要在资本市场上找寻企业的全部价值，也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
第四，需要科学阐释中国企业ESG与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助力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的完善。
产业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历史上广泛存在，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修正市场失灵、对存在外部性的行业进行奖惩，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企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缺口，进而推动行业和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与ESG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当前ESG实践的一大重点就是政府根据企业的ESG绩效来制定、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中国特色ESG理论如果能科学阐释中国企业ESG与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那将产生三重积极意义：既有利于借助ESG理论和实践来完善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体系，又有利于在国际上反驳某些国家对中国产业政策不怀好意的诟病，还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针对某些特定行业（如新能源、医疗行业等）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企业ESG实践与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既助力企业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又促进产业政策的迭代优化，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对于开展中国特色ESG实践的一些建议
中国特色ESG理论与ESG实践的互动，也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螺旋上升模式。基于本文对构建中国特色ESG理论的初步探讨与思考，我们就正在火热开展的中国特色ESG实践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策层面要大力推行ESG理念，并将推动企业践行ESG理念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在国际上坚持开放学习与以我为主相结合的原则，可以以ESG为“共同语言”和切入口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更好沟通、讲好中国故事。
既然ESG理念引导企业向善向好、努力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并积极做出社会贡献，占据了某种道德制高点，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度契合，那么中国积极拥抱ESG理念就是占优策略。应鼓励中国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践行ESG理念，并将中国特色ESG实践行动和理论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朝着环境生态更加美好、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
在国际上，一方面要意识到ESG可以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语言”，使用ESG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国际竞争的现实主义视角看待ESG，因为国际上广泛存在“伪ESG主义者”，他们不以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看待各国实际情况，而是将ESG武器化、使ESG标准成为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虚心学习国际一流企业和发达国家ESG经验的同时也要扬长避短，积极参与国际ESG标准建立和话语权的争夺，避免落入某些国家或利益集团的ESG叙事陷阱。
第二，中国政府和企业在ESG领域的实践，要与时代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不能太超前，适时动态调整，避免形式主义以及过度增加企业负担。
面对全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需要，中国在推广ESG理念时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能一味追求短期效应或形式上的达标。这一原则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形下尤为重要。为了避免形式主义和过重的企业负担，中国应逐步建立、健全ESG相关标准与评价体系，鼓励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衡量ESG绩效，同时，政府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帮助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减轻成本压力。通过持续的政策引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实现ESG实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和谐、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
第三，央国企要引领中国ESG标准和规范的建立，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合规经营与商业道德、支持社区发展、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正面溢出效应。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国企在环境保护、能源转型、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它们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可以在ESG实践和标准制定上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在环保方面，央国企应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实施恰当的环保标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迈向绿色发展。在劳工权益保护和支持社区发展方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央国企都应主动融入当地社会，通过投资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项目，助力社区繁荣，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企业与社区共赢的良好生态。合规经营与商业道德是央国企不容忽视的基石，央国企需坚守高标准的商业诚信，坚决反对腐败，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管机制，保障企业行为的合法合规，为行业树立正气。在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方面，央国企需要更加全面、及时地公开ESG相关信息，增强公众信任。通过上述多维度的积极行动，央国企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还能产生广泛的正面溢出效应，激励更多中国企业加入ESG实践的行列中，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刘凯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ESG研究院学术顾问）股票配资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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